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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之战回看...
发布时间:2020-01-31 发布者:
写在前面:

在上一篇中,我们的主角已经到了印度,准备接受进一步的军事训练。而现实中的我们也在与肺炎疫情做着各种“斗争”,无论是一线的治疗与防护,还是更多人的在家自我隔离,都可以看作是参与了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说来好笑,当年那些提刀扛枪、看尽生死的战争英雄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后辈会在七十五年后与病毒也有一战,而武器则变成了口罩、护目镜。
两场相隔七十五年战争也许是在告诉我们生活本不易,而我们能做的则是保持一个善心,秉持理性,坚强地战斗下去。
这篇文章的原标题是《忆父亲—— 一名新一军报务员在印缅战场(上)》,作者是抗日战争纪念网的通讯员曹丽萍女士。因为原文篇幅较长,所以采用分批发布,这是该文章的第三篇推文,也是完结篇。之前部分的链接会展示在文末。

天堂兰姆伽
1942年11月12日这一天,父亲他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印度兰姆伽军营,地点兰姆伽18营房之3住,美国教官住在19营房之3住。到了印度以后,部队编号改为独立通信兵第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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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伽营地|图片来自谭方德

营内一日三餐都有米饭、面包、牛羊肉、罐头,各种蔬菜,还时常发放香烟、水果、饮料、牛奶。这些食不果腹,骨瘦如柴的年轻人,终于可以“饱食终日”了。没多久,父亲和战友们吃到了美国的伙食(罐头牛肉),个个都成了面色红润、精神焕发、身手敏捷的战士。他们还会定期领到军饷,一种是美英政府用印度卢比发放的,一种是国民政府以法币支付的。父亲他们每月从刚到印度时领到16卢比逐步增加到40卢比,父亲和战友们的生活也变了样,一到周末假日,他们便三五成群,乘车到县城购买物品,有的自己使用,有的给家里父母妻儿,然后连同剩余的钱,托每天往返的飞机带给国内的亲人。
军营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关押俘虏的地方,那里面积很大,有二十座大营房,三万张单人床位,营内还有游泳池、电影院、医院等设施,这些都是德国人留下的。住在营内的多是中国军人,还有部分美、英、印、缅、尼泊尔雇佣军。后来军人增多住不下了,就在河边建了几排帐篷,里面军床桌椅也一应俱全,一个房间住一个排40—50人,床铺是木头做的大通铺,这对一向生活艰苦的中国士兵来说,如同过上了富翁的生活。
电台放在帐篷里,一个电台一个帐篷,电台是美国制造的。
父亲与当地的老百姓友好相处,印度小孩帮助他们洗衣服,父亲就给他们2个卢比(一个卢比16便士),要知道大米才2分钱(便士)一斤。小孩们有时候到营部找他们要零花钱,父亲也不吝啬慷慨解囊,经常节省一些牛羊肉罐头送给他们,印度人实在没有什么可送的,就给他们菠萝吃。
这一切,只是兰姆伽军营生活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军营中每天繁重的军事训练。训练教官一律由美国人担任。摸爬滚打,登山越野,武装泅渡,驾船游泳,各种美式武器的使用、擦试保养、拆卸组装,枪炮的实弹射击,以及山地的实地演练等等。
与这些步兵兄弟相比,他们通信兵的训练则显得有些枯燥乏味,父亲他们在美军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编在通信三团,后面统称通三团 。
父亲他们使用的电台都是美国支援的,使用的代码都是英语,所以,开学首先需要补习英语。先练习发音,背诵单词,尤其背诵一些通信专业的词汇,父亲非常聪明又刻苦,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每天早晨起来除了练习发音,就是背诵单词,父亲总是第一个完成教官布置的单词量,只有通过语言关,才能进一步学习专业技能。
专业课还是挺枯燥的,每天只面对着一部黑乎乎的大机器,戴上耳机,抄了写,写了发,发了再抄,周而复始,父亲印象最深的是发报的声音:滴答滴答滴滴答。美国教官授课,训练科目跟国内的差不多,教官和蔼可亲,对他们通信兵一点也不像中国教官那么严厉,有些要求比国内的还要松些。比如发报字数,国内要求每分钟发120个字,美国人要求发90个字就可以了,发电报时,中国是短打,美国是长打。而且毕业时间也不是统一的,谁合格了谁就先毕业。于是,两个月后,父亲就顺利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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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印度远征军总部时台长邱光第于台湾(1990年)
培训结束后,父亲开始实习,实习地点就是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总部。在总部实习期间,台长邱光第,主要任务是及时向重庆国民党政府报告印缅战况,并随时接受重庆方面的指示,电报发给国民党中央台,接收代码是SJOY。这样一来,父亲就能够与一些高级将领见面。比如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代总指挥(初期)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中国远征军(1944年第二次)司令长官卫立煌,新22师师长、1944年任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而给父亲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位是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将军,他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1942年底至1944年10月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一位是新38师师长,后来又担任新一军副军长、军长的孙立人将军。他们经常到报务室,等候重庆方面委员长的指示,并且把情报发送回去,包括一些作战方案。
父亲他们的工作比较轻松,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个小时,晚上自由活动。平时一个班的人轮流值夜班,他们的工作就是接收重庆方面的密电码,收到以后交给译电室。听父亲讲,译电室有好几十人,只有他们知道电文的内容,父亲他们的工作是接收电报电码,同时发送译电室提交的电码,他们只知道送报头和报尾的内容,如:收报:重庆中央台(代码SJOY),发报:新一军军部台,报文内容是不知道的。一般情况一天三次与译电室“meettime”(相会时间),特殊情况(加急电报)马上送到译电室。父亲跟随时间最长的还是孙立人将军。
父亲刚到总部实习不久,有一天,团长告诉他们,史迪威将军要来了。他们听了都十分兴奋。清早,战友们将营房内外打扫得一尘不染,然后到广场上列队迎候。父亲因为个头小,自然排在队伍的前面。父亲两眼紧盯着前方,终于看到一队汽车由远及近向他们驶来。最前面的是一辆土黄色的吉普车,车停下来后,从上面走下一位花白头发的大鼻子老头,戴着一幅眼镜,脸上洋溢着笑容,许多军官跑上前敬礼迎接。父亲心想,这一定就是史迪威将军了。
将军一面举手回礼,一面快步向队伍走来。队伍中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将军走到队伍前停了下来,又沿着前排从迎接队伍面前走过。不时地摸摸这个人的头,或者拍拍那个人的肩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俨然没有想象中的将军那样威严。当将军走到又廋又小的父亲面前时,也许个头高矮的反差让将军停下了脚步。他微笑着盯着父亲,用生硬的中国话问父亲叫什么名字。父亲挺直胸膛,一边敬礼,一边高声回答:“报告将军,我叫曹登庠,今年16岁!”走在后面的翻译告诉他,这批新兵最大的20岁,最小的15岁。将军听了,神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抬头向队伍扫了一眼,自言自语道,“boy”。
七十多年过去了,这次见面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父亲没想到这位战场上的铁面杀手,竟然如此地和蔼可亲,如同一位慈祥的父亲。
父亲在远征军总部实习期间,就工作在史迪威将军身边,与将军几乎可以说是朝夕相处。
有一次晚餐后,父亲路过将军的住处,看见将军正与几个战士坐在窗前的沙地上谈笑,高兴时,将军与战士们仰天大笑,那笑声在磨刀霍霍的军营上空久久回荡……
1944年5月,父亲离开远征军总部后,调到了新一军通信营工作,职级是中士。于是,父亲有幸到了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这位中国军队的传奇人物身边工作,这位民族英雄的一言一行成为父亲的座右铭。
父亲作为孙立人将军身边的报务员,从1944年初至1947年初陆续跟随孙将军三年多的时间,耳濡目染受到孙将军的教导和影响。
父亲每每提起将军,钦佩仰慕之情溢于言表。父亲回忆,孙立人将军在攻打八莫前开了动员大会,在会上枪毙了一个连长。据说这个连长强奸了一名缅甸女子,父亲亲眼看到当时孙立军将军流泪了,这是将军一生唯一一次枪毙自己人。他很体贴下级,但士兵犯了军纪就得军法处置。将军不允许士兵骚扰当地缅甸老百姓,对士兵要求非常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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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父亲(右)远征军战友旅美博士秦振安(中)来河北沧州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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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战友秦振安与孙立人将军最后的合影(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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