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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从军记
发布时间:2016-01-18 发布者:

  1995年8月15日,五十年前之今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不免想起抗日战争最后两年,参加远征军在滇、印缅战区的滇西战场全奸入侵日军的艰苦战斗。时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却满腔热血,生死度外。匆匆五十载过去,当年情景,尤觉清晰,记之如下。

(一)应征

    一九四三年五月,武大在乐山文庙校本部校告牌上贴出了一张教育部的征调令,为军委会外事局征调去滇、印、缅战区远征军做英语译员。学校要求基本英语成绩在七十五以上者即可报名。七十五分这条线看来划得不算高,但是学校认为达到这条线以上的,就可以胜任译员的工作了。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基本英语是文、法、理工各学院的一门必修课,学校和同学们都很在重视。我还是新生住在月咡塘新生宿舍的时候,有许多同学就已经开始啃各自的英语专业书了。武大图书馆的藏书非常丰富,但除中文系专业书以外,特别多的是英语书籍。顺便提一下,那时晚间自习时常有电压过低的情况,电灯只有灯丝一点微弱的亮光,有的同学是手拿灯头,举着灯泡,在洋版书从左至右一行一行的照着读的。学习之刻苦,可见一斑。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并占领了缅甸,切断了我国的对外通路。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机会为救亡图存贡献自己的力量,理应应征,投笔从戎。同时家境脾寒,已到了难于支持继续读书的地步。虽然已是三年级,再过一年就可以毕业了,但也只好辍学从军。于是我毅然去学校教务处报了名。

    过了几天,学校公布了批准应征的名单,有陈文林、许泽东、刘复前、薛佩瑜、李晓声、陈方华六人。除我以外,其他五人都是以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来的。

    我们六人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从乐山岷江对岸新修通的川中公路起点站,搭乘一部运粮的汽车去重庆。粮车没有车篷,我们半躺在大米口带上,颠颠簸簸,沙尘铺面。虽然辛苦,但大家一路说说笑笑,兴致很高。当晚宿于隆昌。第二天抵达重庆。我们在重庆凯旋门下找到了外事局报了到。大约过了三天,把我们送到重庆市郊的九龙坡机场,要我们搭飞机去印度。

(二)训练

    我们搭乘的是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机舱内除我们六个人以外,只有少许杂物,显得空空荡荡的。飞机起飞,腾空而起,别是一番滋味。我们都是第一次乘坐飞机,大家不约而同地交换着坐飞机的感受。机声隆隆,话说要费很大的劲,对方才能听得到。这天天气很好,晴空少云。从舷窗俯瞰大地。青山葱翠,江河如带。在四川境内,大多已开垦到了接近山顶的地方。到了云贵高原,山峦逶迤,巍峨壮丽又是一番迥然不同的景色。美哉山河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我们穿过一小段时间的云层,阳光又显得明媚起来。不久,飞机在一个机场降落了。只飞行了约两个小时。我们原以为在此处加油,继续西飞。但飞机驾驶员告诉我们,此地是昆明,不再西飞了。我们下了飞机,找到机场管理人员,全部都是美国军人,他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几个人的到来和应有的去向,但答应为我们联系。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才告诉我们留昆明,不去印度了。并说,李晓声去炮兵学校,其余五人陈文林、许泽东、薛佩瑜、李晓声、陈方华和我,到西部的步兵学校。炮校在东郊,李晓声坐军车先走了。然后专开了一部十轮大卡车把我们五人送到西郊的步兵学校。到了学校,才知道这里已经有了一支三十多人的译员队伍。

    步校的正式名称叫步兵训练团,英文叫步兵训练中心(Infantry Training Center),简称ITC,一般叫步校。学校由三个部分组成。美军负责训练。中国军方负责受训学员的管理。我们译员队受外事局昆明办事处的领导。我们的正式名称是译员,英文名称是Interpreter,没有军衔,穿的是翻领黄色卡其制服,不佩戴领章肩章。但中国官兵习惯上都叫我们翻译官。译员分一、二、三级,三级的工资同上尉。我们武大去的五人,都是三级译员。我的译员编号是四十二号。

    步校训练分两个部分:武器训练和战术训练。先武器后战术,各三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新进一百人,同时毕业一百人,轮流训练。学员均是尉官或校官。我被分在武器组。先学习和熟记英汉对照的各种武器及其部件的名称,常用术语,两天后开始工作,为美国军官讲解和示范时做口头翻译。训练的武器有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冲锋枪、迫击炮、火箭发射筒等。从步枪开始,分项依次进行。从武器构造原理、部件名称、拆卸、重装、使用和保养方法、到实弹射击。其中冲锋枪、火箭发射筒是当时的新式武器。是年底,还来了一种新武器,叫火焰喷射器。这种武器在敌人堡垒二、三十米外的地方发射,只要火焰到达堡垒,即粘附高温燃烧,敌人很难抗衡。后来在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怒江战役中,果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步校建在昆明西郊约二十里处靠滇池边的浅丘地区。我们译员的宿舍,在校内中心地带的操场旁边,是一幢新修的有八间屋子的平方。每个房间有四张床,上下铺,靠窗有一张小桌,光线空气都算不错。紧靠着是另一幢平房,与宿舍成直角,是我们译员的厨房和饭厅。每餐一碟蔡加大米饭,有肉的时候不多,比较常吃的是炒牛肝。开始不大习惯,久了觉得味道还是蛮不错。午饭则是由炊事员送达离宿舍较远的野外打靶场吃的,中餐冷吃,比较恼火。

    工余之暇,我常常是读书。读美国的生活、幸福、读者文摘等书报和杂志。主要是了解一下世界各地战场的发展动态。对读者文摘的兴趣要大些,差不多是每本通读。这是一本综合性的月刊,使我扩大了多方面的文华知识和视野。

    有时晚间也去一家广东人开的冷饮店,那里的红豆绿豆汤,味美而价廉。周末晚上,常放美国电影。电影放映场建在一个山坳里,用两根大木柱,绷起一张长而宽的银幕,远远都能看得见。银幕下搭了一个小舞台,也可以演戏。记得期间有一次昆明京剧团来演的“霸王别姬”和另一次西南联大一位教授来表演的魔术,非常精彩,引起了轰动。

    每周星期六晚上,有几部卡车开进市中区,定时往返,美国官兵和我们译员,可以搭车进城逛街、购物。星期天如要外出,就只好走出步校到公路上去挤公共汽车了。我们曾经去游览过翠湖,西门外的陈圆圆墓,以及滇池和西山。昆明的风景很美,气候也很宜人。但众生难忘的还是在秋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在西山看倒映在滇池中的晚霞,五彩斑斓,幻变多姿,令人作万端遐想,天上人间,神往而往返。

    在步校大约八个月时间里,我先后生过两次病。一次很像患回归热的怪病。在译员宿舍的对面,就是美军医务室。医生是一位美籍华人,少校军衔,个儿不高,有点胖,不讲中国话,但英语带着明显的广东口音。我每天去抽血化验一次。每次从一个指姆抽血,每个指姆都轮流完了,但从不给我药吃。有次,我看着他查血,他在显微镜下看了看血样,又翻开一本约有半尺厚的医书查阅,再看看显微镜下的血样,又去翻医书查阅,如此好几次。他转过来看见了我,抱歉地解释说,他未能查出我患得是什么病。就这样我在床上躺了十多天,每天靠吃一点稀饭和大头菜度日。一天下午,谢天谢地,忽然像有一层薄纱开始从头部揭起,至膝下脱身而去,遂头脑清醒,病状不药而愈。病后我很感谢这位医生严格的科学精神,不给病人乱吃药。乱吃药比比不吃药还糟糕。也许我还应该感谢那黑色的云南大头菜的某种神效吧。幸而这次病没有夺取我的生命,否则就失去了后来去参加反攻日军战斗的机会,留下“出师未捷生先死”的遗憾了。另一次患的是水痘,把我隔离了起来,住在半山的一间屋子里。幸有陈文林、许泽东等校友,不怕传染,在空闲的时间来和我聊天,倒也不敢寂寞。他们的友情我至今仍怀感激。

(三)作战

     我们武大第一批译员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到达步校的。秋天,武大第二批译员也来到步校。不久,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开始陆续抽调译员去滇南或滇西的作战部队工作。我于一九四四年一月被调到昆明以西的楚雄的长官司令部编译科。

    美方司令部设在昆明,为了便于和中方长官司令部联系,在楚雄设立了美军联络组(Liason Group)。在联络组内配有译员数人。美军联络组来司令部商洽军务时,中方每次都由参谋长萧毅肃将军接谈。翻译工作全是由联络组来的译员担任。我们编译科的几位译员每次都是坐在一旁,做观察员罢了。至于美方援助中方的武器弹药及其其他军用物资的清单很繁多,且系备查性质,没有要求笔译。所以编译科的几个人都显得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楚雄城很小,人口也少。滇缅公路从城边通过,公路上军用汽车穿梭往返;街上走动的军人很多;城外的简易机场不时传来战斗机起降的轰隆声,使这个偏僻小城笼罩着战争的气氛。

    四月,我又被调到楚雄以西、离大理不远的祥云县五十四军军部美军联络组。是时五十四军所辖两个师,已先期飞往印度。留在国内的军部及其所辖的一九八师,亦在准备继续飞往印度。但不久即奉命沿滇缅路向西开拨。

    五月初,我随军部联络组在离保山不远的滇缅路六百六十公里处弃车步行,向西北方向前进,止于怒江东岸。

    五月十一日,反攻日军的怒江战役的战斗打响了。

    位于滇缅公路怒江大桥以北、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地区的反攻,由第二十集团军担任。以南由第十一集团军担任。第二十集团军的攻取目标是高黎贡山西麓的腾冲。集团军指挥五十三、五十四两个军。五十四军除原一九八师之外,新调配两个师归其指挥。五十三军的攻击路线是攻取高黎贡山南山口后,直逼腾冲城。五十四军的攻击路线是攻取高黎贡山北山口后,沿腾冲峡谷南下,与五十三军合围腾冲日军。五月十一日凌晨,全线强渡怒江成功,战斗全面展开。由于全是仰攻,日军扼险据守,战斗十分激烈。

    军部联络组于下旬进驻怒江西岸高黎贡山半山腰,山顶一线,仍在战斗。

    高黎贡山,山势陡峭,重峦叠嶂,云遮雾掩,渺无人烟。遍山是参天大树,遮天蔽日。原始森林的落叶,在地上堆积有几寸厚,走在上面,就像踩着软绵绵的地毯一样。上山只有一条小路,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泥泞南行。雨季开始了,时雨时晴。天晴时,有的地方也只能看见透过树叶洒落在地上的斑斑点点的阳光。下雨师,倾盆大雨倾泻而下,而且势如排山倒海。一天中的气温变化很大,常常是忽冷忽热。蚊虫也特别大,叮人很厉害。我们在面部和身体的其他裸露部分,每天要擦一两次防蚊油,才能避免蚊虫的叮咬。这时一种容易使人生病的气候,大概瘴气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自从渡过怒江进入西岸战斗过的地方,我们译员也开始佩戴武器。每人一支冲锋枪和一支手枪,以作自卫。因为离前线不远,要防备日军派出小分队的偷袭,或留下的狙击手打冷枪。这段时期,由于各项补给靠后方骡马队的长途运输,食品也很短缺,只能天天吃定量的罐头食品。这段时期非常紧张,异常艰苦。

    在这里过了十多天,日军从高黎贡山一线败退,盘踞在腾冲城据守,。五十四军和五十三军两军合围该城。美军联络组随即翻越高黎贡山进驻腾冲城西的董官村,与五十四军军部驻扎在一处。

    联络组内有译员数人,最多时达八人,分别为武器、弹药、通讯兽医等方面的美军专职军官作翻译。我的工作是为美军联络组组长和参谋军官与中国军方联系时作翻译(美军在各师部和团部均设为联络组并各配有译员)。

    我很幸运,有多次机会去战斗第一线观察。

    腾冲城位于高黎贡山西麓、腾冲峡谷南端谷底的平坝处,自古是滇西重镇。城墙外沿用巨大的石条砌成,内夯以泥土,高约八米,厚约五、六米,城为长方形,墙周约近四公里,十分坚固。城南紧靠来凤山。来凤山四面壁立,高约两百米。日军凭险,四方固守。五十三军从东面,五十四军从西面合围夹攻。首先,经一个多月的强攻,夺取了来凤山这个制高点。日军缩回城内。自此,攻城的攻坚战开始了。

    由于日军在城门楼及城墙四角筑有炮楼,并在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筑有小岗楼,配备有强大的交叉火网。先用云梯攻城,受挫。再用山炮近距离直射,城墙过于坚硬厚实,不能打开缺口。于是从缺口攻入城内,由南向北,逐房逐巷争夺,日军抵抗十分顽强。美军飞机多次轰炸,配合进攻。有一次,先是一架小型双翼指挥飞机(L5),在城上空绕了两个圈,紧接着一架飞机从南飞来,低空投下炸弹和燃烧弹,顿时爆炸声响,火焰冲天而起。少顷,又一架飞机从同一个方向飞来,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又是一声爆响和一股火焰冲天而起。几十架飞机就像作了一次精彩的轰炸表演。日军躲在地窖里,完全失去了还手之力,连一声还击的枪声都听不到。当时想到日军在中国到处轰炸城市,残杀中国老百姓的那种耀武扬威的气焰,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缩头挨打挨炸了,使人多么快意!

    激烈的战斗延续到九月十四日,日军最后一个堡垒被消灭,腾冲战役胜利结束。战斗结束后,我曾到城内转了一圈。但见残垣秃壁,一片焦土,片瓦无存。几乎每走一步,都能看见战斗过的痕迹。在日军最后被消灭的地方,还看见过躺成一排的几具日军慰安妇(当时称营妓)的尸体,是日军在最后被消灭前把她们枪杀后,再浇上汽油加以烧毁的。日军的残忍,竟达到如此地步!

    腾冲战役从五月十一日强渡怒江开始,到九月十四日收复腾冲,共用了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全歼灭日军一个联队四千余人。

    腾冲攻克后,五十三军南下龙陵,留下五十四军守卫腾冲。一九四五年一月,滇西远征军从畹町西向攻出国门,与从印度东向 缅北日军的运征军,在八莫一线会师。日军退守缅南。中印公路至此全线打通。此时我由三级译员升为二级译员,并获得去昆明休假七天的寄回。二、三月间,日军从广西向贵州进犯,滇西远征军大部调往贵州防守。我随五十四军前往贵州西南舆仁、舆义一带驻防。此时日军已是强弩之末,无力进行什么真正的进攻了。
 
    是年八月十五日,日军宣布投降,中国抗战最后胜利!武大应征远征军做译员的校友,于秋季开学时先后返校复学。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