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王廷元
出生年月：1920年
民族：汉族 汉
籍贯：四川盐亭
现住址：四川省盐亭县
身体状况： 在世。 健康     
婚姻状况：丧偶
子女情况：有五个子女，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一儿子在外务工，其余均在务农
部队番号：远征军司令部副官处汽车队传达排
部队职位：准尉
入伍时间：1938年7、8月
入伍地点：四川省盐亭县林山乡6村3社
参加战役：从马王屯往返滇西各军战区送文件信函。
     从军经历：1938年从家乡盐亭林山乡拉壮丁，经盐亭-遂宁-重庆，再到万县第二补训处，分到二营八连，连长姓范，在万县的时候遇到招学兵，我就去考，招考的班长要我写字，写中华民国，我写起了，也就算考起了。进入学兵队，说是训练三个月，就分下连队当班长，后来过了6个月，我们才分到35补训处。我分到3团3营11连驻云阳，在11连给文书上士当勤务兵，我让文书教我学文化，文书就让我自己去买那几本书，纸笔是文书准备的。文书先从家庭称谓开始教我，再教我为人处世。
后部队驻云阳，到合川接新兵。一、二营接到了新兵，兵源不够，我们3营没有接到新兵。继续驻扎在云阳训练，一个月后又到长寿接兵，接到新兵交到云阳补训处。后来我们连长垮了，原因是连队一个班长擦枪走火，打死一个当兵的，是从肚皮上打穿的，我就到35补训处一团一营一连当班长。跟着到贵州安顺接新兵，一律步行走路。走到綦江碰到原来一个连队的排长，就介绍我到重庆卫戍区劳动队当班长，劳动队是犯了法的军人在劳动（相当于今天的劳改队）。在那里当了2-3个月的班长，就和谭贵和（曾经在66军当过连长），汪正红（贵州遵义人）魏绍华等，加我6个人一起跑了。他们说到贵州去找工作，路费汪正红给我们解决，找工作的事魏绍华负责，谭贵和负责一路上的通关过卡子。到了遵义，汪正红好好的办了招待，招待我们很好。最后我们到了贵阳，魏绍华给我们找工作，三天没有找到，他就走了。剩下我们在贵阳，那是冬天，下大雪，积雪都有齐膝盖了。后来遇到贵阳“合作业务代营局”招勤杂工人，他们嫌伺候人的事情不去，我就去了。贵阳“合作业务代营局”有十多个职员，我每天早上要负责给他们打洗脸水，然后还要到伙房帮忙。在那里薪水还是很高的，我每月的薪水可以折合现在人民币2-3千元，我在“合作业务代营局”干了2-3个月。
      1940年汽车第五团在贵阳三桥招考，我去照了快照，一考就考起了。考起后，汽车拉我们到云南曲靖，住在曲靖北大营。汽车团长钱力，副团长刘沸。我分在汽车五团机踏连，机踏连有284人，我考得暼（差的意思），考试考到281名，通过训练出来后，我是最好的。因为那些家境好的富贵窝窝头出来的子弟吃不得苦，训练是很苦的。他们三天两头请病假，考勤表上他们名字下，记满了密密麻麻的请假记录，而我的名字下，干干净净，几年都没有请过一天假。所以来机踏连选人，一下子就把我选上了。
1943年滇西反攻防开始，我们由曲靖到了昆明，再到楚雄。我们接受到美国的一批摩托车，两缸两轮的，在楚雄机场接受训练。训练结束经云南驿到下关，下关就开始分配。由于我训练成绩好，就被分到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我们一起分去的共有10个人。
      兵站总监部5人：董炳全、周义、何学文、于保生、周标；
      长官司令部4人：华经义、陈权、陈标文、王平汉（王廷元）；汽车指挥部一人：曹安贵。
      兵站总监部当时设在下村，离保山有几里路程；长官司令部在马王屯，汽车指挥部在板桥。我在长官司令部副官处传达排，负责开摩托车，后面搭上传令兵。每天要往返司令部和前方送文件信函，早上出发，晚上深夜11点才回来。长官司令部参谋处的人都很凶，当天的任务必须完成。我在副官处享受准尉待遇，准尉享受的是军官伙食，那时所谓军官伙食，就是每顿饭有一小碟菜，盐放得重一点，就算好的了。那时候盐也是很缺的，菜基本没有什么油，多放点盐就算好的待遇了。虽然我们菜不好，但饭还是随便吃的。我们住在马王屯山坡上的松林里，有天回来晚了，伙房没有给我们留饭，我们不服气，就去找排长，当时排长给我们钱，让我们去买一斤面吃，黑灯瞎火，哪里买得到吃的，只好饿了一夜。从那以后，伙房就注意了，一定会问有没有，没有回来的，给没有回来的人员留饭。
      记得最惊险一次是去惠通桥边送信，我和上士班长方国保一起。去惠通桥要经过一座大山，转了好多个弯才到江边，我们送完信往回走，日军的机枪追着打，后来又是炮弹，有发炮弹就落在我们身后5-6米的地方爆炸的，幸好我们的摩托车好，两个缸，马力大，跑得快，才没有被日军炮弹打到。我们的摩托车马力好到就是老百姓才犁过的稻田灌了水的，都开得过去。我们那批摩托，还有实心轮胎的，子弹打穿也开得起走。但那种实心轮胎的摩托车开起来很笨重。
      在长官司令部的时候，我开摩托车送信翻过一次车，那次比较厉害，我的胸部受伤，被送到野战医院，排长他们来看我，问医生明天能不能出院，医生说一个星期能出院就算快的了。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还在马王屯司令部，当时美国人晚上最先放信号弹，五颜绿色的很好看，我们说美国人在干什么？后来才知道是抗战胜利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汽车五团，先到的下关，住在下关一段时间。说是大理是过去的南诏国，好得很。我们去看了，就是些小巷子，铺的石板路，还有青瓦房。我们是最后一批离开下关回到昆明。回到昆明分到汽车教导团，原来只有五个汽车团，后来发展到二十八个汽车团。在汽车教导团训练2个月后，我分到汽车七团，开的是十轮大卡车。我们后来搬到贵阳，记得搬家的时候是个初一天，大家都认为初一天出行不吉利，所以路上格外小心。我们住在贵阳跑马场，在贵阳我们跑的线路是广西桂林，柳州，南宁，我还去过昆仑关。昆仑关是条几十里长的山沟，两边是山，抵拢（走到）才是大山包包，建有牌坊等纪念物。还有日本将官中村正雄的墓，那是我们抗战中打死日本军人中最大的官。
      1946年我回到家乡盐亭，那时还在抓壮丁，我又跑了出来在重庆找事情做，还是开车。临近解放前夕，重庆开始撤退，路上汽车一边混乱，开车的也不守秩序，汽车路上横七竖八。有天开车在路上，公路堵起了，大家都走不动，一个当官的在那里说：走不动的车就掀到路边沟沟头去。后来我才知道那人就是杨森，杨森长得黑黑的。1950年初我再次回到家乡盐亭，一直就留在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