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吴升云
出生年:1925年
民族:汉族
籍贯:四川崇州市
现住址:四川崇州市
身体状况: 在世,
婚姻状况:丧偶
子女情况:一子一女
部队番号: 驻印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炮4团
入伍时间:1943年秋
入伍地点:崇州
参加战役:八莫战役
从军经历: 回忆我的这生,坎坷的人生路,沉埋于我心中的往事。虽然时过境迁,却挥之不去,一种无形的精神枷锁久久紧锁着我的心,现我就我从我有记忆开始来回顾我冤屈和不幸的这生:
我的家父是我镇上比较有名的乡村郎中,靠行医治病救人来养家糊口。
16岁(1941年)那年在本镇小学毕业后考入现在的崇庆中学,就读于初中第三十四班。到了1943年秋,一批从东北大学来的学生在今崇庆县县城的文庙后街作“抗日救亡”宣传演讲,当时我们所在的学校与文庙邻近,许多师生闻讯后都自发的前往驻足围观,当听到他们带泪述说:日本人占我河山,欺我中华,在我国领土犯下血腥和极其残暴的种种罪行时,在场师生和围观群众都忍不住当场落泪,面临我中华同胞受辱,在这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一种民族责任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感召下,我以单纯而朴素的民族情感和满腔热情,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抗日远征军。当时我所就读的崇庆中学报名参加的就有80多人,当时我还未满18岁。参加远征军后经过简单的组织和打点行装,我们就这样匆忙在新津乘船,经泸州来到了重庆江北区,数天后在那里度过了1944年的春节,并在那里接受整编,我们一起去的同学大多被编入教导一团,我们的团长叫吴琅,我被分配到二营五连,在离江北区15公里外一个叫鸳鸯场的小镇集中训练3个月后,我们从重庆来到了昆明,后乘飞机到达印度,下机后连夜用汽车将我们送到一个招待所,按班分住在帐篷指定位置,但人还不能住下集合到指定的一个淋浴帐篷去洗澡,进去时将身上所穿的棉军服及袜子全部脱掉丢入在一个坑内才进去洗澡,全身洗干净后出来,就发毛巾、衣服、鞋袜等军需品再进入到分配的帐篷住下来。我们所脱下的衣服等物全部浇上汽油点上火就烧了。
第二天起床后就集合,早已有汽车在等候了,当时我们被分送到两支部队,一部分分配到炮兵部队,一部分配到辎重部队,我被分配到驻印远征军炮兵第四团,营区在印度一个叫兰木加的地方,我所接受的任务就是学习军事常识和榴弹炮的操作训练,主要是观察炮弹落点,(炮兵观测员),当时,我们的军需品是由英国供给的,通信器材全是美国供应的,每天的给养供给全部是美国的牛肉、豆制品等罐头及压缩白菜等很难吃到新鲜的蔬菜,我们这批兵全部都是下士军衔每月还有六个卢布(印度币)的津贴,我们直属驻印军总司令部炮兵团,由美国的炮兵指挥所直接指挥。我们炮兵打仗的情况敌人撤退后我们就要前进。联络官会拿来一套低空拍摄的地形照片。一般是飞机在规定的高度自动沿着大路一张接着一张拍的,每张比例尺相同,每一张和前后两张都有些重叠,拼起来就是一张精确的地图。根据这套照片上敌人的位置,先要找一处炮阵地,当然主要是能杀伤敌人、但是也尽量保全自己的地方。我们的炮射程大概九千米,阵地应离火线两三千米。最好是在小山的陡坡背后、敌人大炮打不到的地方,如果没有这样理想的地方、那么就要找树丛背后,使敌人用望远镜也看不见、而且在晚上射击时也不能让敌人看到炮口的火光的地方,否则被敌人找到我们的炮阵地那就等着挨打,定下阵地大概位置后还要到第一线去实地勘察。还要找一个能清楚看到敌人的地方建立观测站,然后把连队迁过去。来到新阵地先把炮架好,在炮的后方立一根标杆,观测员则到前方的观测站去选定一个明显的东西,例如一棵独立的树,一座小破房子作为原点进行试射。阵地上则根据照片找到炮和目标的位置,用罗盘及比例尺大概取一个射击的方向和距离,发射一炮。前方观测员观测到弹着点后发回修正参数,阵地上有位计算员要根据观测结果算出(一般是查表,也可以拉算尺)修正炮的方位角和仰角及药包数。炮手修正了这三项参数。连长或排长下令第二次试射……,直到满意为止(炮很难直接集中目标)。取这一点作为今后射击的原点。这时用瞄准镜对好炮后的标杆并把方向度盘设定为零度。以后要打什么新目标都由观测员在前方发回"取原点向左或右多少,远近多少的数据,由计算员算出角度修正试射,到满意为止。读出这时的方向盘读数、仰角及药包数。这套数据保存下来作为一号目标射击数据。然后是二号、三号等等。炮兵用的角度是园密尔。等到进攻那天炮兵指挥部发下射击计划: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空军来轰炸,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用几门炮,向那一个目标,射几发炮弹等等。打到最后要发射一发烟幕弹,告诉前方步兵、炮轰现在结束可以冲锋了。如果炮弹打在树上,这个锥形的顶点是在空中,弹片沿着锥形向前向下飞散,杀伤范围就很大了。所以如果你是在树林里遇到炮轰,一定要迎着敌人的方向跑出树林再趴下。如果发射时仰角很小、弹头着地时就不能穿入地面、反而弹回空中才爆炸,那就叫跳弹、和打在树上一样、要杀伤一大片了。在八莫战役中我由四团临时调往新38师炮兵营执行这次阵地观测任务不幸被日军流弹击中我的左手,由于躲避及时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终生残疾。经战地救护在露天的野战医院“里”做手术时,包扎起来以后就用飞机向后方送。致使我的左手五指全部切除。我随部队从滇缅公路撤回待命,1945年8月我们在贵州麻江县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春节,那年我刚好20岁,因战争结束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便离开了部队,回到了老家,我也因手的残疾不能再参加作战而回到江源镇老家,1946年年初我奉父母之命成婚,当年秋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增加自己事业心,我偷偷来到陕西汉中一所中学读书,增加自己书本知识,为以后养家糊口打下基础。
我在那里一直读到1949年10月,在那里我度过了3年零3月时光。1949年10月解放后我回到了江源老家,秉承父亲意愿,我开始学医,治病救人。
1950年的一天中午,我在家里突然被崇庆县军管所抓捕,从抓捕到1951年年初的近1年时间里,对我的多次审讯,我一直如上陈述,但最终还是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直到1954年4月15日刑满后,因疾病缠身而不得以回到家里养病,在我自50年初被抓捕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多年时间里,我的家人也因我的反革命罪而因此受到牵连,儿女读书和社会均遭人的歧视和报复,家人成了各种运动的发泄和斗争的靶子,比如如果生产对的庄稼和粮食发生被盗,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就怪罪于我的家人,拖出去批斗,我是妻子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含恨离世,与妻子结婚近40年,团聚在一起的时间不到半年,现在我风烛残年,而且身带残疾,这凄凉的晚景和悲伤人生,由谁来可怜和由谁来承担。由于老人伤感不想再提及那伤心年代伤心的事………………
老兵近况:吴老左手在劳改时被炸残,独自居住,生活不能自理,在儿子家里吃饭,老人说他16岁为民族出力,受那么多委屈没人给个说法,心里愤愤不平。